技術已經成為奢侈品防偽的最后一道防線。

　　以前老師傅可不信這句話，他們深信自己幾十年磨練出來的經驗與手感很難被仿制。奢侈品公司還會請他們將各自簽名記號隱藏進商品里，以示正統。可如今但凡不是親手買入的商品，即便它符合官方描述，也難逃假貨嫌疑。

　　盧鳴涵自從兩年前的假包事件后再沒有找過奢侈品代購。為節省開銷，這位上海白領當時找到相熟的代購花了近兩萬塊買回一只Chanel GST，沒想到大半年后去上海專柜維修時被告知序列號不存在。

　　“之前代購保證是正品。”她翻出微信上保留的對話歷史，“她(代購)說鐳射標記就是證明，而且包卡序列號是凹凸金字壓印。”但等到盧鳴涵再度與代購核實信息時，對方卻含糊其辭，建議她尋找第三方鑒別真偽。

　　故事接下來進入了死循環：兩家二手店給出不同鑒別結果;品牌方不提供鑒定，除非報警;但由于涉嫌金額過小，警方不予立案。

　　“奢侈品牌規定不得鑒別真偽，淘寶上寫的專柜驗貨都是假的。”曾為多家奢侈品專柜工作過的Jason說，“因為我們自己也分辨不出來”。遇上交情不錯的VIP，柜員至多拿出商店正品讓顧客自行比較。在他工作的商場里，平均兩、三個月就會碰到上門驗貨的客人。有時外行僅靠肉眼與手感就能分辨真假，例如錢夾分量，但更多數時候他們只能茫然而歸。

　　奢侈品流進二手市場后，辨別真假變得更為棘手。阿里巴巴旗下的閑魚平臺找來中檢集團奢侈品鑒定中心合作，由賣家負責在需要的情況下將貨品送去鑒定。“他們怎么可能與全球幾百家奢侈品牌合作?”Jason并不相信第三方的自檢能力，但與品牌合作顯然又不符合成本控制。

　　拍賣行佳士得手袋及配飾部國際負責人Matt Rubinger之所以被稱為“最會鑒別愛馬仕”的人，主要因為他與品牌工坊老師傅私交甚好，懂得許多外人不曉得的鑒別門道。香港老牌古著店Bang Bang 70’s開在古董街區，店主Parker常年跑歐洲和日本，通過用料和做工分辨真偽，說到底全憑經驗。然而，這樣的專家少之又少。

　　長久以來，造假就如同奢侈品的影子一樣寸步不離。1896年，面對那些假冒路易威登的帆布箱，創始人的兒子Georges Vuitton推出了帶有名稱的logo——交纏的LV字母(創始人Louis Vuitton姓名縮寫)和日式花樣。當然也有人將仿冒看做時尚游戲的一部分，Prada首席執行官Patrizio Bertelli曾對《紐約時報》記者Robin Pogrebin說：“如果我的產品沒有人仿制倒令我擔心”。

　　絕大多數奢侈品牌直到1990年代末才發現問題的嚴重性。Dana Thomas所著的《奢侈的!》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進入1980年代，一股韓國的移民潮來到洛杉磯，他們把桑蒂巷(Santee Alley)建成露天市場......快速生產出T恤、牛仔服，以便宜的價格出售，利潤滾滾而來。

　　奢侈品牌并非無視這些仿冒者，為奢侈品牌帶來的利益損害也切切實實——2015年，意大利品牌Salvatore Ferragamo和中國海關聯手攔截到3.4萬件仿品，市場售價預計在1700萬美元(約合1.1億元人民幣)左右。自從代購興起，更多買入假貨的顧客實質上是真假混賣的受害者。貝恩2014年奢侈品市場研究報告顯示，70%的中國內地受訪者曾通過代購渠道買入奢侈品，他們所貢獻的銷售額相當于中國內地門店的50%。

　　電商平臺的出現和流行加大了奢侈品售假的范圍，以及打擊假貨的難度。由電商培養起來的一代年輕人習慣了它的便利性，如果能以優惠價買到奢侈大牌何樂而不為呢?“在網上，大家會看到5000英鎊的手表，或是2000英鎊的手袋，”MarkMonitor副總裁Charlie Abrahams說道：“難點在于，你不知道它究竟是真還是假。”

　　一旦發現了電商平臺售假，奢侈品牌也往往追究平臺的法律責任。在過去幾年來，Gucci一直打擊中國市場的仿冒品。開云集團去年就曾控告阿里巴巴公司對其網站銷售的假貨視而不見。今年4月，阿里巴巴被批準加入國際反假貨聯盟(International Anti-counterfeiting Coalition，簡稱IACC)之后，Gucci在5月8日退出聯盟。

　　從整體上你可以發現，訴訟是奢侈品牌最常用到的手段，如同今年8月，Alexander Wang把459家相信出售它仿冒品的網站告上了法庭。搜集證據和訴訟的費用昂貴，歐洲服飾公司每年約10%的營收都花在打假上。

　　不過這些手段幾乎都是事后軍師，仿冒者帶來的實際經濟損失已經產生;而且震懾力有限，因為往往不知道到底仿冒者是誰、在哪兒，連法院傳票都無從投遞。

　　繼售后與法務部門，IT是奢侈品公司最新加入打假戰場的部門。除了監控、上訴、銷毀等傳統手段，越來越多的奢侈品牌選擇在商品上架前，為它們按上一枚防偽電子芯片。

　　三周前，LVMH巴黎總部的品牌首席信息官們參加了場技術分享，講解人陸揚是路易威登原中國區首席信息官。去年離職后，陸揚成為科技公司BitSE的聯合創始人，并推出了可追溯供應鏈平臺“唯鏈(Vechain)”。

　　唯鏈的首個合作對象也來自時尚行業。“《經濟學家》去年對區塊鏈全球趨勢的報道為我們做足鋪墊。”他在與獨立設計師品牌Babyghost的合作靜態展上展示了產品的應用性——現場觀眾可以通過掃描藏在衣服上的芯片查到產地、出產日期、產品編號等信息。

　　“我們可以做的是從經濟角度提高仿造成本。”陸揚解釋說，“基于區塊鏈的唯鏈有不可復制性，或者說電腦強行破譯的話需要運算一萬年。”在上海發布會當天被邀請來的除了時尚、科技媒體外，還有路易威登與迪奧物流負責人。

　　Moncler和Salvatore Ferragamo也開始使用技術來進行防偽。從2016春夏系列開始，消費者只需要用搭載在手機上第一款app掃描Moncler標簽，就能辨別真偽。后者則在左腳鞋底加入了RFID射頻識別芯片。

　　然而在大閘蟹都可以掃二維碼防偽的今天，技術防偽卻一直沒有在單件價值高的奢侈品牌中間真正普及開來。市場上并不缺乏能提供技術防偽的公司，除了前面提到的“唯鏈”，還有隸屬于湯森路透的防偽技術供應商MarkMonitor，它能監測到非授權的銷售渠道、灰色市場以及假冒產品的銷售。

　　陸揚解釋說：“制假追求的是規模效應。”拋開不易被復制的小眾品牌，年營收排名前十的大眾奢侈品牌在商業化發展的前20年沒太把假貨放在心上。可當好日子過去，公司需要在各個市場深耕細作時，卻發現造假不光侵蝕自己利潤，還對品牌形象造成損害。這才下定決心打假。

　　“技術防偽的普及程度之所以不高，主要因為它并非奢侈品牌核心競爭力。”陸揚說道，科技起初被企業用來提升效率，直到近年來隨數字媒體興起，它的功效才逐步變大。另一個令品牌猶豫不決的原因在于他們難以找到將防偽標記隱藏起來的方式——既能讓使用者找到它，又可以防止造假者過于簡單地發現它，同時還不能影響商品外觀。

　　在技術防偽應用過程中，部分壁壘在于各個國家施行的隱私條例。總部位于荷蘭的NXP半導體公司執行副總裁Steven Owen說：“你必須和顧客說明，衣服或者包鞋中含有識別芯片。”例如，Burberry就在其官網公開某些產品從2012年起使用到了RFID技術。可到了一洋之隔的美國，就有些州法禁止RFID技術。

　　但更多的奢侈品公司從來沒有應用過RFID技術進行防偽，就像大部分新生事物，RFID最初并沒有受到奢侈品牌的注意。“盡管電子識別由來已久，可公司對于這門技術的接受過程很長。部分原因在于這整套識別、追蹤系統價格不菲，中小企業需要投資好幾百萬才能覆蓋所有產品。”Steven Owen解釋說。

　　如果說Burberry等歐美奢侈品公司還愿意在部分市場使用技術防偽，那么在中國，則更少看到時裝公司使用相關技術了。“國內目前對區塊鏈普遍還是比較保守。和任何新興技術一樣，會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陸揚在上海發布會結束后說。